虽然尚不清楚哪一水平的可测量功能性抗体活性与保护作用相关，但我们探索了第一次和第三次采血之间抗体衰减动力学差异的潜在功能后果（图S5）。SARS-CoV-2抗体中和的一个主要机制是抑制S与血管紧张素转换酶2（ACE2）的结合，ACE2是SARS-CoV-2的受体（Hoffmann et al., 2020）。ACE2结合抑制试验表明，虽然持续者的初始抑制活性低于衰减者，但通过第三次采血无法区分它们（图S5A和S5B）。与此相关，FC，持续者具有较高的ACE2抑制持久性指数（图S5A和S5B），表明抗体反应的整体稳定性与更稳定的功能活性相关。我们还使用自动化高通量假病毒中和试验和传统的假病毒中和试验（图S5C）来测量SARS-CoV-2中和活性的稳定性。中和效价与年龄和疾病严重程度呈正相关，与总抗体水平相似（图S5D）。与ELISA抗体测量值和ACE2-抑制水平相比，在第一和第三次的样本中，50%中和滴度（NT50）在所有受试者之间紧密聚集，在这些时间点上，没有证据表明持续者和衰减者之间在数量或耐久性动态方面存在差异（图S5F-I）。根据NT50水平随时间的差异来区分受试者的能力受到限制，这可能是由于与其他抗体测量值相比，接近检测极限的值范围很小（图S5E）。在这方面，只有在初始中和效价较高的个体中，才能观察到第1次和第3次采血之间NT50的显著下降（图S5C）。
抗体持续者初始CD4+ T细胞减少，记忆B细胞体细胞突变增加
为了进一步探索快速愈合抗体持续表型的特征，我们使用先前建立的T细胞表型策略对CD4+（图4）和CD8+（图S6）T细胞群进行了特征分析（Mathew et al., 2020）。我们观察到，持续者在第一次采血和几个月后的第三次采血中都有更高频率的记忆CD4+T细胞。CD8+T细胞群无明显差异。这些数据表明，那些从轻度COVID-19中快速痊愈的人，在CD4+T细胞亚群中存在差异，在疾病治愈后仍然持续存在。
我们还对S-特异性单记忆B细胞进行了流式细胞术分类，并对其Ig基因进行测序以评估SHM。根据CD20和CD38的表达，我们确认S-特异性记忆细胞不是浆细胞（图S7A-C）。我们根据相似的初始抗体水平选择了12个持续者和13个衰减者（图S7J和K）。这些受试者的临床和抗体特征表明，他们可以作为每一组的代表（图S7D-Q），并且他们具有相似的S-特异性记忆细胞频率（图5A和B）。我们观察到在从第一次采血中分离出的持续者克隆中IgH-V基因片段（VH）突变显著增高（图5C）。我们发现，19.4%的第一次采血持续者克隆有15个以上的突变（前10个百分点），而只有4.2%的衰减者克隆有15个以上的突变（图5D）。我们还发现，少于15个突变的持续者衍生克隆的第一次采血突变频率也明显较高（图S7R）。在第三次采血时（图5C和D），持续者和衰减者之间突变频率的差异缩小了，因为两组在采血3次时都获得了显著更多的突变。轻链V基因（VL）突变与VH结果基本一致（图5E和F）。两组之间未观察到VH基因片段的使用率差异（图6G）。这些数据表明，恢复后早期增加病毒特异性记忆B细胞可能是一个独特的持续者特征，并且抗SARS-CoV-2记忆B细胞的持续进化发生在恢复期更晚的时候。
100天持续性病毒特异性IgG的产生可以预测抗体到145天的持续存在
68名受试者进行了第4次抽血，其中64名受试者出现SARS-CoV-2血清转化（图6）。第4次取样使我们能够测试（i）抗体在持续者中是否保持持久性，以及（ii）这种持久性是否转化为症状出现后约145天的更高抗体水平（图6A）。在这项分析中，我们继续根据第3次采血时计算的抗体持久性指数对受试者进行分类（图6B），并测量第四次抽血样本的总抗体水平、ACE2结合抑制和假病毒中和（图6C和D）。我们用受试者的第四次采血得到的值除以他们的第一次时的测量值，计算出此时的持久性指数。在第3次和第4次采血之间约1个月的相对较短时间内，与衰减者相比，持续者的抗-S和抗-RBD-IgG的绝对值显著增加。持续者的总抗体持久性指数也显著高于衰减者。此外，在图4中，抗S-IgG持续者具有显著更高的中和抗体（图6C），并且抗S和抗RBD持续者在图4中显示出显著更高的ACE2结合抑制持久性指数。
